他继承了陈寅恪的学脉，他说历史与现实的界限不可逾越

　　“笑佛”吴宗国：非学不言

　　作者：孟宪实

　　发于2022.9.12总第1060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杂志

　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吴宗国先生1934年出生在江苏南京，8月7日下午离世，享年89岁。学生们正在筹划的90华诞文集，永远停滞在刚刚出发的路上。吴先生给人的印象是淡雅悠然，本来人人都认为他会百年长寿。

　　吴先生静静地离开了，带走了一代人特有的风度和情感，未来学术界会怎样估量其学术损失，现在还是未知数。这一代人伴随着新中国一起成长，经历了所有的风雨磨难和岁月静好，这对理解新中国的历史真谛不可或缺。今后，有关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亲历者言说将越来越少，直到有一天只能到文字中去寻找。

　　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”

　　8月11日，八宝山告别先生之后，学生们汇聚在一起共话师恩。有人看见过吴先生发脾气没有？大家的答案十分一致：即使先生不同意，也会笑脸劝说。雷闻(北师大历史学院教授)讲起自己博士论文设计之初吴先生是如何说服他修改的，没有一句严厉之辞，循循善诱，终于改成满意的结构。

　　学界有人送吴先生绰号“笑佛”，真的很贴切。良师的含义自然是学生学业精进的促进者，否则无法定义“师者”。读书过程中难免遇到问题，向先生提出，吴先生的回应几乎是固定的，先是微笑点头，这是肯定的意思，然后一句：“这应该问你啊！”于是，你得把问题梳理一遍，讲出自己的看法。这之后，他再进行解释，通常说的是，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，如何如何。先激发学生的思考，然后提供方向。后来我自己当老师，也是如此这般回应学生的提问，效果极佳。读《论语·述而篇》，有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”之说，才知道吴先生这样的引导方法原来是有传统的。

　　学术思考，是学术活动的基础性工作，面对学术问题时，如何开始工作，是所有人的始发问题。贞观之治是唐朝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，从汪篯先生到吴先生都有过系统研究，我对这个问题也有研究兴趣，而史书关于魏征与房玄龄的记载倾向令我不解。房玄龄是主要宰相，长期位于行政中枢的中心地位，史家也承认房玄龄作用重要，甚至有“房谋杜断”的成语流传下来，可是看贞观时期的文献记载，房玄龄的记载很少，远不能跟魏征相比。是因为魏征的言论较多，思想性更强吗？就此请教吴先生。吴先生首先承认文献确有如此特点，同时指出还有其他视角需要考虑。一是要考虑到皇帝是朝廷核心，魏征的工作围绕皇帝进行，所以文献多所记载；二是要考虑三省制运作的特点，中书门下是决策机构，而尚书省是行政中枢，房玄龄主要领导尚书省，朝廷日常运作无法详细记载，也没有必要。吴先生的看法，是可以上升到方法论高度的，这不就是“无中生有”的观察法吗？

　　读史料，从史料中寻找学术问题，这是研究生阶段的必修课。在北大的汉唐史研究生中，基本训练就是跟导师读《资治通鉴》。在一般人看来，《旧唐书》与《新唐书》对读意义明显，同一个历史人物在两部书中评价不同，所属专卷不同，甚至所述事迹也不同，这便是历史问题发生的关键处，至于《通鉴》，本来晚出，史料价值怎可与两《唐书》相提并论呢？吴先生则认为，从史料占有的角度看，《通鉴》书写时唐代史料依然丰富，与两《唐书》处于同一水平状态下；从后出专精的情况看，两《唐书》都在《通鉴》的视野之内，《通鉴》更有条件修正不足；尤其是体例不同，《通鉴》更重视史料的时间性和历史评论，从而达到史学的更高标准。但是，《通鉴》因为体例的缘故，制度史重视不足，记得当时还要配合《唐六典》一起阅读。多人会读，是读书时代最美好的记忆。

　　吴先生1953年入读北京大学历史系，然后留校做汪篯先生的助教，而汪先生是陈寅恪为数不多的几位研究生之一。上世纪90年代，陈寅恪的影响从学界走向社会，如日中天，“重回陈寅恪”“从陈寅恪出发”等口号在史学界响彻云霄。原本从学术渊源上说，这正是宣传陈寅恪学脉传承、强调自身学术正宗的良好时机，作为学生的我在阅读《陈寅恪最后二十年》的时候，就深以与陈寅恪存在学缘关系而暗自庆幸。这时，吴先生的迎头棒喝陡然响起，至今都有振聋发聩的感觉。吴先生多次郑重指出：陈寅恪的学术是大家共同的资源，不属于谁家私有；神化陈寅恪是有害的。回顾当时情形，吴先生此言，是见人所未见，言人所未敢言。

　　指导学生读书，避免学生走弯路，这就是良师。记得有教育家说过，导师的使命就是为学生节省时间。时间就是生命，少走弯路，提高的是生命的效率。

　　“非学不言”

　　不管从哪个角度看，吴宗国先生都是纯粹的学者。吴先生的影响所及基本不出学术界，所有的文章、著作都是学术性的，近些年有人邀他作讲座，涉及的内容仍然是学术的。在新媒体时代，跨界几乎是常见现象，有人就是因为擅长跨界，影响巨大，风生水起。但吴先生一直严守学术的边界，像一位边界哨所的老战士，十分警惕跨界的危险。

　　吴先生70年未曾脱离历史学界，未曾离开北大历史系，但他几乎从不谈及北大和历史系往事，而这几乎是所有学生最感兴趣的话题。学生很想知道，在北大那么多著名故事中先生处于什么位置，如今时过境迁又是怎样评价那些北大的过往呢？但先生的弟子没有人会去追问这个问题，如同有一条界河，先生不说，学生不问。北大的历史在先生这里不是研究对象，是被严格摒弃的化外之地。北大的历史，只要言及就是触动，只能欲说还休。

　　其实，这是先生的一个重要原则：非学不言。学者因为所学成就专家之名，谨守学问之道是学者的本分。非学不言，如同孔子讨论的非礼勿言一样，应该是学者的言行标准。当然，人们见到很多以学者自居而又夸夸其谈的人。“专家”之名不是在任何环境下都具有褒义，在自己的本行里提供专业认识和建议是学者的责任和义务，受到尊重也在情理之中，但是受到名利诱惑，跨界施为，则会玷污学问之道。吴先生认为，学者即使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，也不是全知全能的，承认自己的有限是专业性的体现，超出专业范围则必须打住。自以为是，呈口舌之利，以专家的名义大讲外行话，即使不是招摇撞骗，也同样面目可憎。

　　非学不言，包括政治问题。通过历史讨论政治，借古喻今，是我们今天常见的话题模式，但在吴先生这里是绝迹的，是考古学上的生土层。对此，吴先生是有所解释的。政治与历史是两个门类，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。妄谈政治，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，也不能保证影响事物的正确走向。

　　那么，历史学不具备现实意义吗？影响现实社会不是历史学应有的意义吗？吴先生则认为，历史学研究历史规律，对现实社会的影响是很重要的，国家在制定政策、决策国是之时确需借鉴历史、把握历史方向，但借古喻今的方式不可取，中国在这个方面吃亏太多，这是历史学界必须充分吸取的大教训。新中国史学，最大的教训就是混淆史学与政治的界限，自认为贡献于时代，其实不仅误导了社会，也反戕自身，致使史学丧失了自身的价值和独特性。经先生这么一说，我才豁然明了，曾经的史学走过弯路，老一代史学家刻骨铭心。

　　1991年，我在新疆师大工作，考上北大历史系助教进修班，从此与吴先生开始了不解之缘。几年之后，有一次跟先生说起那次考试，先生给我讲了一个重大史学原则，让我至今不忘。那次考试我的成绩较好，先生认为基础不错，但是发挥题走得太远。“搞历史的，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把握住一个原则：历史与现实的界限不可越界。学术研究不容易，越界就容易犯错。”

　　那以后，我渐渐明白，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条复杂的界限，“昨天的现实就是今天的历史”是简单化的表述，充满了误解。用历史学的方法分析现实，在资料具备的条件下是有意义的，但简单对应，起手便错。

　　学者受到社会尊重，是因为专业的纯粹性，但太重视自身的纯粹性，是否会影响社会功能的发挥呢？这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，学界并非铁板一块。吴先生认为，史学作为基础的人文学科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是正常现象。学者不能满足于稳坐学术象牙塔，普及“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”的历史学常识是历史学界的社会义务，是回馈社会的重要途径。正是因为先生一贯这样主张，所以我在走上《百家讲坛》的时候没有一点学术的后顾之忧，底气十足。后来讲座的内容出版，先生还亲自作序，予以鼓励。

　　我体会，先生的学者人生，在“有所为”与“有所不为”之间。有所不为是底线，界限分明，不敢越雷池一步；有所为是天空，自由驰骋的空间巨大。综合地看，可以概括为天地宽广而有度。

　　“不要紧，我来看看”

　　吴先生研究的领域主要是唐史。因为多年的教学积累，他写过隋唐五代史教材，凡这个时段的基本历史问题无不涉及。汪篯先生曾对北朝以来的经济史进行过深入研究，吴先生继承了这一点，以经济史为基础治隋唐史。但综合地看，他的唐史研究还是以政治制度史为主。

　　政治制度史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唐史研究的核心性课题，在北大历史系尤其受到重视。从渊源看，这与陈寅恪先生的唐史研究倾向不无关系。把制度当作文化传统的重点、考察制度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，可说是陈寅恪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给后人的基本启迪。事实上，制度史的内容十分广泛，陈寅恪讨论了从礼制、音乐到财政等六个基本方面，吕思勉先生著《中国制度史》将衣服、饮食、婚姻、国体等都纳入讨论，竟然设计了17章。如此，则制度史研究几乎无所不包了。吴宗国先生的唐代政治制度研究并非如此，重点十分突出，一是三省制，二是科举制。

　　从秦汉到隋唐，中国历史迎来了新的巅峰状态，而政治制度的演变也十分鲜明，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度演变为三省六部制度。所以，三省制是隋唐的历史新成果，最值得深入研究。吴先生梳理三省制度的历史，认为六部从汉代尚书发展而来，形成隋唐之初的集体宰相制。三省分工是核心问题，大体上说隋文帝时已经具备了三省制的体制，但中书、门下分工尚有欠缺，所以吴先生重视隋炀帝时门下省给事中的设立，至此三省制度才算正式建立起来。尚书省长官是行政首脑，类似汉代的宰相。有了中书、门下两省，决策机制成为三省制的灵魂，这是三省制区别汉代宰相制的关键。当然，唐代三省制后来继续发展，中书门下作为宰相机构，决策行政再次合流。吴先生用“变”字解释唐代制度，不断变化是唐代制度史的灵魂，而研究更应该随时发现变化的问题。

　　科举制度是隋唐时期的另一项重大制度创新，影响中国一千多年。科举制是在批判扬弃九品中正制的前提下发明的新制度，在制度的核心内容上又是对汉代察举制的择优继承。吴先生对士族门阀的讨论不多，但抓住了实质。针对日本学者习惯把士族称作贵族的传统，吴先生特别强调士族与贵族的本质区别，认为士族等级影响选官，但士族的等级还是祖先官品的体现；而传统贵族是由部落贵族发展而来，血统性才是贵族的本质特征。科举制的优点是取消士族在九品中正制中享有的特权，开放了国家的选官系统，更多人才得以显露才华，报效国家与实现自我统一起来，从而成为中国的千年制度。

　　对于唐代政治史，吴先生也有选择，突出的是贞观之治研究。贞观之治不仅是唐代政治成功的典范，也是古代中国政治成功的典范。研究贞观之治与研究唐太宗不可分，吴先生认为唐代最有研究价值的皇帝有两位，一是唐太宗，二是武则天。

　　他还曾写过一篇短文《“天宝之乱”是由于“置相非其人”吗？》，指出天宝之乱的问题不能只看李林甫、杨国忠，这开脱了唐玄宗的责任，是儒家为尊者讳的一种典型手法。这一观点启发了丁俊，她的《李林甫研究》因而得出了更多适中的结论。

　　最近一些天，重读吴先生，感慨良多。原来，自己的头脑里印满了先生的观点，时间久了有的观点还以为是自己的重大发现呢。跟先生聊天，多以学问为主，有时先生很自然的一句话，竟然引起我内心的巨大震荡。现在重读才发现，其实很多问题多年前先生的文章里早有讨论，只是没有引起我的重视而已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？原来，理解先生也需要时间。如今，再也不能当面聆听先生教诲了，重读先生著作，将成为今后请教先生的唯一途径。

　　有一件事我终生难忘。1994年9月，我正式到北大报到，从北大南门进入。保安是个小伙子，拿过我的报到证看了又看，然后对我说：“报到日期是后天，你现在不能入校。”不能入校？我立刻晕了。三天两夜的火车，从乌鲁木齐硬座到北京，现在不让入校，我能去哪？只能向吴先生求救。先生接到电话，声音浑厚温存：“不要紧，我来看看。”我立刻感觉天不会塌了。

　　先生骑自行车来到南门，不紧不慢地放下车，走到保安近前才说话：“研究生的宿舍已经安排好了，他住46楼1032号。前两天报到的同学已经入住，为什么不许他入校？”先生头发花白，语速不紧不慢，字字都很关键。

　　这时保安的一位女领导来了，一问情况，立刻对他说：“我们的学生来报到，你不让他入校，让他去哪？”我至今都有点感激，她竟然说“我们的学生”。女领导还向吴先生道歉，先生说：新来的，需要适应，不要紧。说完骑上车，慢慢离去。

　　多年来，我有问题就向先生请教，上门也好，电话也好，毫无阻碍。这种请教方式一直延续至今，我甚至不记得他是什么时候退休的。

　　现在，先生真的退休了。我的内心出现了一大块空缺，我知道，这将永远无法填补。

　　(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)

　　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22年第33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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